【笔记】『左传』专题研究

191121/————待完/

参考书目

现代	其他
○ 【春秋左传研究】童书业	○ 《春秋左传注》杨伯峻
○ 【<左传>编撰考】赵光贤	○ 《左氏会笺》竹添光鸿
	○ 《春秋左传注疏》孔颖达

孔子未曾笔削【春秋】

孔子不具备，能够笔削《春秋》的地位和条件

没有足够的证据，能够证明孔子看过完整的鲁《春秋》
- 春秋以前，从事史事记录和著作的只有史官。国史地位尊崇，属于国家档案，在当时是由太史掌管的秘籍史书，寻常人等绝对无权翻阅。
- 《左传》昭公二年记晋韩宣子聘鲁，他以诸侯盟主晋国之正卿即执政者的贵宾身份受到特殊礼遇，才得以有机会一观鲁《春秋》，自以为大开眼界，情不自禁的感慨：“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。”
- 孔子虽晚年归鲁闭门讲学，声望日隆，但并无一官半职，与官方也没有直接的联系，故以他的地位，不可能看到作为国家秘籍档案的《春秋》。正因为如此，孔子才从来不谈春秋。
孔子不可能笔削《春秋》
- 史官地位非常尊崇，在春秋时期，即使是执政者也无权更改史官的记录。
  - 鲁宣公二年，晋执政大臣赵盾与国君灵公嫌隙深重，赵盾假装逃亡，暗使党羽赵穿杀灵公，自己未离国境便又返回朝廷。太史洞悉此事，书“赵盾弑其君”于国史并宣示于朝。
  - 鲁襄公二十五年，齐权臣崔杼杀齐庄公，太史明书“崔杼弑其君”，崔抒连杀两人，第三名太史仍如是书，崔抒只得作罢。
    - 以上述事例观之，知纵为当权执政者亦无法改动国史，崔抒可以用死亡威胁太史，但却无法代替太史改动正史记录，太史不怕死，他就无可奈何。
  - “笔削之说“言孔子绝笔于获麟，而孔子之死距获麟之年（鲁哀公十四年）仅两年，就是说，他在死前两年还按照自己的意思修改当年的国史记录。
    - 孔子既非太史，又不执国柄，却能做连执国柄者都无能力做到的事，不但随意观览国史，甚且取当代乃至当年的国史一凭己意随意笔削，这岂不是天方夜谈？！
  - 周代讲求礼制，极重尊卑等级，故史官记述国史有严格的规则。
    - 依据史官记录文法，国史与家臣无关，家臣名分上地位低下（即使实际地位不低）
      - 《春秋》记“盗窃宝玉大弓”，而不言家臣阳虎。
    - 为尊者讳
      - 对于位尊者受到的不敬待遇，国史按照记事规则都要尽量加以掩饰和避讳，前人反复指出过的“晋文公实召襄王而经言狩，季孙意如实逐昭公而经言逊”就是典型的例子。
    - 笔削一说“孔子微言大义，乱臣贼子惧”，关于此类问题，历代学者论述极多。他们的错误，在于囿于“孔子笔削”的成见，把本属于史官书法的内容统统归为孔子的“微言大义”。

论语记【诗】【书】【易】而无《春秋》

言【诗】
- 如《八佾》、《为政》、《学而》、《子罕》诸篇；
言【书】
- 如《为政》篇；
言【易】
- 如《述而】篇目
但却绝无一字言及《春秋》

史之阙文

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：“子日：‘吾犹及史之阙文也。有马者借人乘之，今亡矣夫！’”
- 实则此处所有“阙文”，乃指“残缺之文”，所谓“史之阙文”，犹言“史书之断简残篇”。
  - 晋陆机《文赋》：“收百世之阙文，采千载之遗韵”，即此意。
- 李泽厚直解《论语》，”吾犹及史之阙文也”后应为冒号【：】。
  - 如，“吾犹及史之阙文也：有马者借人乘之。今亡矣夫！”
  - 此句与其上一句“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”一样，都是讲的三代风气，感慨当时的人心不古，无复往昔“大同”之世风，所谓大道既隐，唯有小康。

古文经学

古文经学认为《六经》都是先王旧典，故孔子未曾作过《春秋》，这与今文经学说法：“《六经》都是孔子所作”相反。
- 有一说法，东汉末以后，古文经学渐兴，今文经学则式微，而孔子作《春秋》的说法却被继承下来，一直为儒者信奉，直到近世才有人提出异议。

孔子修《春秋》之说的形成

孔子前479年去世，孔子的时代并无此说。此说的形成是随着儒学地位上升的现实的需要，是逐渐产生的。

虽然孔子在政治抱负上比较失意，但是当其死后，儒学的地位却不断在攀升，这必然会形成一种对祖师爷的神化。但是随着时间流逝，许多诸侯国的史书（包括鲁《春秋》）乃至部分周王室的史书因各种原因而流散民间，从神圣的国家秘藏档案跌落为私家讲学的常用读物，其过去曾有的尊崇地值渐渐不再为人了解；孔子修《春秋》的说法也就自然在孔孟后学中流传开来了，而且不断重复，最终形成一种定论。
《春秋公羊传》相传为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所著，实则是儒家后学讲解《春秋》的一家，其中汇集了历代经师所作的解释。在长期传讲的过程中，不同时期的不同经师把自己认识和见解陆续添加进去，“子公羊子日”、“子沈子日”之类，正是这些不同时代的不同经师们发的议论。
- 例如《公羊》昭公十二年讲孔子说：“《春秋》之信史也，其序则齐柜晋文，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，其词则丘有罪焉尔。”这里明言修《春秋》的人是孔子。
- 哀公十四年的解释就不同：“春，西狩获麟。..…君子曷为修《春秋》？拨乱世反诸正，莫近诸《春秋》……制《春秋》之义以俟后圣，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。”这里讲修《春秋》的是君子而非圣人，又说君子制《春秋》之义以俟圣人，说明发这番议论的经师并不以为《春秋》是孔子所修。
- 例如成公十四年经：“桥如以夫人姜氏至自齐。”传：“舍族，尊夫人也。故君子日：…….非圣人，孰能修之？”
  - 显然，这段解经语的书写年代相对较晚，当在孔子笔削《春秋》的传说开始被人们接受之后。
孟子诞生于372年，距孔子死已一百多年，当时孔子笔削《春秋》的传说已被人们所接受，他无疑也接受这个说法。
至于汉代这更是无疑成为一个定论，成为了一个确切的知识。
直至今天的大学，孔子笔削《春秋》的传说也成为史学史的一个优良传统的东西，被人们所接受。

《左传》预言及其作者

《左传》里有很多预言，有的是预言当时的事，有的是预言几十年后的事，有的甚至预言几百年后的事，这些预言大多奇验，其总数在一部《左传》中当以百计。

两个问题与回答

两个问题
- 第一关于预言的作者
  - 一部分学者根据《左传》中的预言大多奇验，故认为左氏专好造作预言；
  -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《左传》中的预言皆系后人附益。
- 第二由预言来判定《左传》成书的年代
  - 因为《左传》中有一些不验的预言，许多学者往往据此推断《左传》的成书年代。

回答一：很多预言不是左氏所编的，也不是后人附益的，而是左氏取于各国史书（各国史官所编）。
回答二：《左传》中的预言是不断有人添加进去的，所以单纯依靠预言来判断成书年代，并不可靠（因为各预言所加进来的时间不一样）。

许多预言是左氏取自于各国史书

《左传》内的预言完全不验的没有，绝大部分都验，个别的是有时效的应验（该预言放进去的当时是应验的）。

例如：
文公六年预言“秦之不复东征”，
哀公九年预言“赵氏其世有乱”，

若以《左传》成书时期的历史去考虑，这些所谓不验的预言其实也是有一定时限地应验的。

《左传》的原作者是鲁人左氏，他写《左传》的材料，主要是取自春秋时期各国的史书。春秋之时王室衰微，天子不颁历，各国各自行历，三正参用（夏正、殷正、周正）（这三正都相差一个月）。

夏正（n-1月）：晋（夏墟）、齐。
殷正（n月）：宋（殷人后代）。
周正（n+1月）：周、鲁、郑。

所以同一件事情可能不同国家所记录的不一样（《左传》内有许多。）
左氏是鲁人，用的是周正，所以别国史家过来要改成周正。但也有几处未改的，这就留下了改动的痕迹（从改动的痕迹中可以推断出史料的出处）。

如
《左传》僖公五年：
八月甲午，晋侯围上阳。问于卜偃曰：“吾其济乎？”
对日：“克之。”公日：“何时？”
对曰：“童谣云：……火中成军，虢公其奔。’其九月、十月之交乎”冬十二月丙子朔，晋灭虢，虢公丑奔京师。

其预言为“九月、十月之交乎”但变成了“冬十二月丙子朔”，不一样。
所以“冬十二月丙子朔”用的是周正，他改动过了，原文应是“十月丙子朔”。

八月甲午是八月十七号，晋国大军围了这个地方，问什么时候能打下来，卜偃回答。

其中“八月甲午“本应改为“十月甲午”，但是遗漏了，这种遗漏的地方《左传》中不止一处两处，如襄十九年齐灵公卒，僖九年、十年记晋内乱等，皆用夏正。卜偃的话不好改；只有“十二月丙子朔”是用周正改过的。
这段文字记得是晋事，而晋恰恰是用夏正。这就证明卜偃的预言不是出自左氏编造或后人增窜，而是取自晋国的史书。

如
《左传》僖公十五年：
“初，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，遇《归妹》之《睽》。史苏占之，日：“不吉。其繇日：……侄其从姑，六年其逋，逃归其国，而弃其家。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’。”

但是据《左传》，子圉自秦逃归在僖公二十二年，而死于僖公二十四年二月，亦即死于逃归的第三年，与史苏预言不符。
- ~~杜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，注“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”为：“惠公死之明年，文公入，杀怀公于高梁。”惠公死在僖公二十三年。~~这样一来果然通了，但却显然不合史苏的原意。因为史苏讲的是：“逃归其国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。”明明指逃归的明年，而非惠公死之明年。
其实这一矛盾的解决方法同上文所述一致。齐公二十四年二月是 周正，那么夏正就是二十三年十二月（二十二年逃归，二十三年十二月死，就是明年其死，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矛盾又符合史苏的原意）。

由此可知，这一预言也是左氏取自晋国的有关史书，他把夏正改为周正，但史苏的话没改。
估计编造这一预言的就是卜史一类的人（当时的史官亦兼行卜事），其目的乃在于宣示占筮的奇验。他们既然本身就是史官，把这种故事加进史书当然是十分方便了。

如
《左传》襄公十八年
中行献子将伐齐，梦与厉公讼，弗胜。以戈击之，首坠于前，跪而戴之，奉之以走，见梗阳之巫皋。他日，见诸道，与之言。巫日：“今兹主必死。”

文中言，襄公十八年，这一年，你一定会死。但是他却死在第二年，当年没死
其实这一矛盾与上文几个例子同样，也是取自晋史的预言。如果文中不换成周正，而是使用夏正，都是特别灵验的。而巫皋的话不好改只好照录。

这些例子都可以说明“认为预言是左氏所编或后人附益”的看法是不对的。 这些预言肯定是后来编造的，但不是左氏造的，也不是后人附益（后人附益也没必要写出这么大的漏洞）。

如
《左传》昭十五年：
十五年春，将褅于武公，戒百官，梓慎日：“褅之日其有咎乎！吾见赤黑之祲，非祭祥也，丧氛也。其在涖事乎！”二月癸酉。叔弓涖事，龠人而卒。

这是为当时事预言。这种时间清楚具体的已验预言，多数应当是卜史们事后编造的。

也有些是后人加进去的预言

如
《左传》僖公十六年：
十六年春，陨石于宋五，陨星也。六鷁飞过宋都，风也。周内史叔兴聘于宋，宋襄公问焉，曰：“是何祥也，吉凶焉在？”
对日：“今兹鲁多大丧，明年齐有乱，君将得诸侯而不终。”

《左传》这段话是解《春秋》僖公十六年
- “春王正月戊申朔，陨石于宋五。是月六鷁退飞，过宋都。”
《左传》本不是解《春秋》的书，其中的解经语皆后代经师所加，故叔兴的预言当然是后人附益。
这也不符合卜史做预言的规矩，宋国发生这种不寻常的事情，只能说宋国发生了什么事。而用这两件事来证明其他不同国家的三件事，卜史是不会这么做的。

单纯依靠预言来判断成书年代是不可靠的

像这类随事而发的近期预言，《左传》中比比皆是。它们一般是预言当年、数年、至多数十年之内的事情。
如隐公七年泄伯预言五父必不免，昭公十三年叔向预言子干归楚其事难济，十七年梓慎预言宋、卫、陈、郑将火，二十一年冷州鸠预言天王不久于世，等等。

《左传》内的预言不是成于一时的，所以单纯依靠左传预言来判断成书年代并不可靠。

【笔记】『左传』专题研究 21 Nov 20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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